台学者: 台湾政客的装狠性格

　　（联合早报网讯）香港大公报报道，一般政治人物之所以令人质疑，在于说一套做一套，满口仁义道德，团结和谐，实际上却假公济私，欺压善良。台湾的政治人物则反是，他们站在台上时龇牙咧嘴，令人恐惧，但在私下生活里，往往充满人性。老百姓何不然？台湾警察就抱怨，交通违规的事主多爱临场宣称，自己认识某某大人物，恐吓员警，比狠斗勇，其实胆小如鼠。

　　公狠私柔的台湾政治文化在「立法院」最为人耳熟能详，「立法委员」在摄影机之下总是表现成好勇斗狠，不分蓝绿，但若离开了摄影机，他们之间自无深仇大恨。因此在表演全武行的时候，若遇到有对方脱线演出而施力过猛，事后免不了报怨，认为过于入戏真作，甚至伤及筋骨，因此大大感到划不来。

　　最近脍炙人口的是民进党「立委」邱议莹与高雄市副市长李永得之间传出恋情，平时号称小辣椒的她，在狗仔记者追问下，轻声细语表示，对私领域的事要保留空间。不过，熟悉她问政风格的人都了解，她对于国民党政治人物的事，何时会有公私领域的分际？反而恐怕还更有兴趣要加以揭发。岂止邱议莹如此？陈水扁一家人在涉贪事发后，处处流露人性真情，选举期间拿政敌私事作文章的犀利无情，烟消云散。

　　行之有年的这种风格，有其形成的普遍因素，也有台湾相对特殊的因素。普遍因素在于选举政治泛滥，在无法再有效激发选民热情的动员困境中，诉诸负面选举以能恐吓选民去厌恶自己的对手，便成了选战的不二法门。负面选战导致政治人物采取激进的分化斗争策略，于是就替公狠私柔的政治文化奠定基础。自八零年代末期起，负面选举伎俩就从美国散发开来，是一种属于全球选举文化的潮流。

　　但同样重要的，是台湾的后殖民文化。殖民地文化的困境在于自卑，悲情，经常自己无法以某种纯洁文化或文明典范的姿态面对世人，处处敏感地查看是否旁人对自己有所歧视，因此产生强大的心里压力，想要临摹主要文明模范的言行举止，跻身高尚之林。内在空洞的恐惧感，迫使当事人外在言行充满表演作用，企图透过听众的反应，确认自己，因此就产生了表演过度的内在趋策力。这一点特色，只有经历过殖民经验的社会方能体会。

　　更关键的，是台湾面对中国大陆独特位置，虽然中国文化是自己的文化主体，但因为在台湾受到殖民改造的历史阶段中，中国正受到帝国主义压制百余年，所以到了战后，中国便象徵着台湾已经抛弃的落后的历史阶段。然而，中国却在近年急起直追，甚至并挟其庞大人才物力，傲视多数世界其他地区，反而凸显台湾依附于殖民母国或帝国的卑微，益加造成台湾人心浮动。如今，不肯承认中国崛起者有之，一面倒向中国者有之，但更常见的，是在公开场合诋毁排斥中国，私下仍运用或亲近各种中国社会关系。

　　尽管在舞台上的时候看似赶尽杀绝，毫不留情，但下了舞台以后，空洞的内在却又培养了无限的同情心，特别容易触景生情。正因为知道自己上台以后在表演，台下的自己对存在本身就产生某种忏悔与罪恶，进而特别需要透过关怀来进行心理弥补，于焉造就了公狠私柔的台湾政治文化。他们不都可怕，但都伪装成可怕的模样。

　　作者；石之瑜，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